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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南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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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4

记录

3月12日

    准备开始新的一天,新的感受,新的起点和新的期待。

    不去在乎上一个终点在哪里,我从现在从此出发了。这段旅程,也许明天就结束,也许会到永远,但无论如何,已经和昨天说了声再见。

3月13日

今天整理了一下电脑,把多余的东西进行了清理,当然,留下的也未必有用。有些是费了好大功夫才下载的,有些则是一直在那里,若是删掉,会感到可惜,为什么可惜,却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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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参加这种追逐….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会因此得到满足。”(《爱因斯坦文集》自述部分)。

很多人都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只有某些挣脱了这种“追逐”,其中一类是伟人和要做伟人的人,一类是隐士。伟人和要做为人的人毕生追求真理,寻找人类前进的方向;隐士或是皈依了永恒,或是在当世寻求超世的麻醉。我现在的状况更接近后者的后者。

 

January 19

(六)扬长与避短

 

扬长避短,是一条基本准则。如果把“扬长”和“避短”分别加以强调,就如高中课文式的命题:是“扬长”还是“避短”?或者说:是继续发挥长处,还是弥补短处?

现在,把这个问题稍作变换,用经济学的语言加以描述。假定有两个项目,收益都是不确定的,分别用随机变量a1a2表示,它们的均值相等。假设第一个是你擅长的,第二个则相反,即你对第一个更有把握,表现为:Var(a1)<Var(a2),方差说明的是对不确定性的估计。这种假定在一定程度上,与“扬长”和“避短”的意义是一致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选择项目1要好一些,这也符合扬长避短的原则。的确如此,但我要说明的是,这只在一类前提下成立,尽管这类前提包含的范围很广。

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介绍两个概念,第一个,效用函数Ux),其表示对收益x的满足程度,收益当然是多多益善的,毫无疑问,它是单调增加的,设其二阶可导,显然U>=0。第二个,风险态度。分为厌恶、中性和爱好三种。如果一个人是风险厌恶的,他的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等于0,即U’’<=0,如果是风险爱好的,则U’’>=0

对风险厌恶者,E(U(a1))>=E(U(a2)),那么项目1是最好的选择。对风险爱好者,E(U(a1))<=E(U(a2)),那么项目2是最好的选择。即使不使用微积分的工具,也可以透过直觉,得到这些结论。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在上面的描述的前提下,“扬长”只是风险厌恶的表现,因为选择“长”的收益比较确定,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小。选择“短”,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风险爱好者更倾向于此。

无可置疑,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风险厌恶的。在我们的观念中,风险爱好者往往是铤而走险的人,多为人所不齿。然而,在经济理论中却有一类风险爱好者,是经济学家追捧的对象,他们便是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企业家被描述为乐于冒险,敢于打破经济平衡,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者。

选择了“扬长”,或许已经说明你是个风险厌恶者。风险厌恶和理智之间能不能画上等号?这似乎得不出直接的答案,但是有确实的证据说明爱好风险的人是存在的,我们不能以不理智判断他们的存在。

另外,这一篇也算是对以上文章加的注脚。

January 09

(五)一块肉引出的故事

(五)一块肉引出的故事

现将听到的一个故事转述如下:

话说老赵和老王同时得到一块肉,就如何分割争执不休,老赵说:“我高!吃不饱,应该多分一些。”老王说:“我壮!要补充营养,要多分些。”两人互不相让,便找老狗做裁判,主持分肉。老狗二话不说,抽出快刀,将肉斩为两截,一大一小,将大的分给了老赵。老王马上抗议分配不公,那真是风声鹤唳,怨声载道,转而又巧言令色,危言耸听,逼迫老狗重新分配。老狗拿回老赵的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了一大口,吞入腹中,这样老王和老赵的肉就等量齐观了。因肉被老狗“既已啖之矣”,二人无话可说,灰头土脸地,回去各自享用小块的肉羹。

这原是两个小猪和狐狸分肉的故事,因为,老王和老赵最爱吃肉,就请他们客串,现身说法,以飨观者。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1、追求公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民间的是非恩怨,若非要搞个水落石出、清楚明白,必然要付出代价。除了诉讼费、律师费,还要耗去大量时间,即使最终拨乱反正,是非分明,已经时过境迁,或是倾家荡产了。

2、产权的观点。二人分肉,实质上是分割产权。前些年,产权是最时髦的词,这也是因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带来的新生观念。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如果界定产权的费用大于产权明晰后带来的收益,那就不必界定产权。在这个故事里,二人若下次再得到一块肉,绝不要再找老狗裁决,两人炖个肉汤,吃多吃少全在速度,各安天命,也是挺好。

3、交易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学派之外,还有所谓的交易费用学派,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以治理结构作为保护交易的手段。在上面的故事里,二人应在事前达成某种约定,即共同得到的肉应该如何分配,还要用特定的措施保障约定的实施,两人纠纷靠两人解决。这便是所谓的双边治理。新古典的契约理论强调的第三方——法庭,在契约实施中的作用,这需要额外的费用,且效率不高。

4、谈判的观点。谈判是交易达成前必要的步骤,若谈判的双方拥有完全信息,其并无能力上的差别,那么他们应对利益平均分配,即老王和老赵每人得一半的肉,这就是所谓的纳什谈判解。若他们需要找炊具来烧肉,没有炊具他们的肉也不能享用,而只有一个人——比方说是小袁,拥有炊具。那么这块肉应该在他们三个间平均分配,这就是所谓的shapley谈判解。若有炊具的不是小袁而是老王,那他是不是应该获得2/3的肉呢?其实不然。因为,老王和老赵共同拥有这块肉的所有权,且谈判是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两个所有者之间的合理谈判,必然要以平均的分配收场。当然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果老王把锅给小袁,让小袁说这个锅是自己的,即把小袁引入谈判,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的结论。老狗借用自己分配的职责,改变“资源配置”,自己从中获利,是明显的寻租行为,就如许多激烈的言论所批评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一事上的作为一样。另外,还可以做这样一个有趣的设想:在一个岛国上,有政府和居民,居民最厌恶政府向他们征税,而毫不在乎其他的政府行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厌恶政府,政府便会倒台。如果政府没有税收,也会倒台,那政府只能开发些来钱快的项目交给少数的居民,然后向他们收税,这样大多数居民不会反对,而政府也能正常运作。当然这是设想的场景。

张五常曾写道,做研究不是为了让论文容易发表,多引用些相关或不相关的参考文献,而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解释,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能是因为他早已功成名就,才如此恬淡,而我的论文迟迟不能通过,或许也应该多找些英文字母来装点一下门面。然而,我又不靠研究吃饭,何必做这些次要的事呢?

January 07

言必谈学问(四)

(四)

第二篇介绍了经济学中一个新学科的形成,第三篇介绍了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一篇说一说我对做学问本身的看法。

做学问有几个境界。第一个,知识境界,即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对前人的贡献了然于胸,堪称某领域的专家。现在国内大部分称职的教授便是如此。第二个,创造知识的境界。即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新知识,跻身于这一领域荣誉殿堂。国内的院士,国外大学的教授或可在其列次。第三个,创造方法的境界。即颠覆掉前人的规制,另起炉灶,重构理论世界,展开一片新天地。这个境界属于真正的大师,以及不屑于做前两种人只想做大事的人。

或许会说,到达第三境界的人,不是一步步的从前两种境界中走过的吗?事实上未必如此。读书太多或许也是负担,就如《大染坊》里的陈六子得到的评价是:天分太高,幸亏没读书。且不论天分高低,读书太多的人,难免会受到限制,落入前人窠臼。然而,不读书,一切又无从做起。这个两难冲突需要很好的权衡。

科斯因其对制度经济学筚路蓝缕之功,位居第三境界,无可非议。科斯的思想形成于25岁之前,只是在本科阶段,显然,不曾达到第一境界。其追随者阿尔奇安、张五常、威廉姆森等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只能处于第二境界。杨小凯——最有才华的华人经济学家,因文革时做了10年牢,其间只能研究马列著作,未受新古典主义的侵染,最后用超边际分析手法创建了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算是手法上的改进,在二、三境界之间。以上的评价颇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或许历史学家的趣味便生于此。

做学问还有第四种境界,即趣味的境界。这种境界不需皓首穷经、呕心沥血,只需心态平和的展开书卷便可做到。作者曾赋诗云:归来静坐斋一理,远去经行展九纶,又有古语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需要这第四种学问境界。

言必谈学问(三)

言必谈学问

(三)

       现实世界中,两难冲突几乎无处不在,按照杨小凯的说法,经济学就是解决两难冲突的学问。IT人所熟知的空间和效率,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兼顾的。必要的时候要以增大负荷来提升效率,或者牺牲效率来减少空间。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懂得如何在两者中找到平衡,经济学家类似于工程师,就是要在在两难冲突间找到折中的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思想就是数学规划,困难的是从现实中准确的找出最关键的两难冲突。

       寻找这类问题,颇有乐趣。在软件工程里,文件过长,文件数目过多,都会给调试带来麻烦,并且,在代码量确定的前提下,这两者不能兼顾。所以,好的工程师应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在代码的编写中,这类冲突也是常见的,于是我设想,把一些常见问题形式化,或许可以做出一套IT经济学的东西。不过这只是娱乐了。

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质量,以及这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工作量,不能都确然保障,所以主管应该在分配任务时充分考虑到每个下属的情况,合理的分配任务,老师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情况合理的留家庭作业。但事实上,能做到这样的主管和老师并不多。

       大学里,老师授课,助教批作业。学生完成作业的质量,老师并不过问,只是按照惯例布置作业。结果,学生不能完成便抄袭,久而久之,部分学生产生了厌倦情绪,完全失去了写作业的动力。同时,助教又没有动机和老师沟通,导致老师一直蒙在鼓里,或者即使老师知道情况,却无能为力。这种现象是我们曾亲身经历的。目前大学教育江河日下,仅仅归因于人心不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传道授业的老师(所留的作业)以及大学的教学机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其留十道题目让学生去抄袭,不如只留一道,让学生去仔细思考。这样做,或许还能挽留住一些学生的学习兴趣。

       经济学是一门积极乐观的学问,掌握经济学精髓的人,对待棘手的问题不是抱怨,而是理性的找出问题冲突之所在,权衡各方得失,进而得出折中的解决办法。这与中国的中庸之道有几分类似。经济者,经邦济世,过去的士大夫以中庸之道作为立身之本,可惜仅仅是立身。中庸者也会遇到两难冲突,对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大义而舍鱼而取熊掌,还不如和老百姓一起吃鱼。

January 06

言必谈学问(二)

言必谈学问

(二)

近半年研习的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由来,是顺理成章的。开始西方经济学(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假定经济运行的环境是不变,所有的问题都在确定的制度下探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近200年。试想,以人类的智慧,200年的时间足以解决某个确定前提下的大部分问题。自然学科的发展确实给这一学科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但大部分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描述的工具变得愈加精致,而问题本身,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就如给旧书桌换上新台布,书桌还是旧的。这一传统被称为古典和新古典。后来,有一群好事者,(想必是论文做不下去了),转而讨论经济运行的制度本身,开创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学。

有两个概念值得一提,外生和内生。所谓外生,就是给定的,在问题的研究中作为不变量,研究问题的过程也不会对他产生影响。所谓内生,就是所研究问题中的变量。内生和外生可能会相互转化。开始时,人们认为地球的环境是不变的,生产生活都是在这个确定的环境下进行,而现在发现地球正在变暖,据说100年后温度会平均升高4.2度。工厂里排出的温室气体在改变地球的气候,于是,人们开始考虑生产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换句话说,地球环境已经作为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同样,内生变量也可能转变成外生的。

内生和外生变量的转化,是认识的进步致使的。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便是这一转化的结果。开始认为不变的制度和环境,现在也被纳入了经济研究中,考察制度和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的作用。如果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算是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当前的制度经济学家却倾向于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认为制度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类似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讨论起来必然大费心机,但学界中还有人在争论。有争论才有亮点,有亮点才有市场,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

改变问题的假设,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熟知的应付难题,或者说是转移话题的常用手段,但是改变了假设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手法,只关注到制度的作用,并不能展开一片新天地。一个叫科斯的人从企业的性质入手,打开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防线,从此制度经济学有了分野——新与旧。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些有益且通用的启示。生活里,我们常常认为某些必要存在的前提(或者说准则)是不能被撼动的,但很少去想为什么不能撼动。或者我们对这些准则做了修正,但行为和思考的方式却没有变,仍然会困在原地。心灵更加自由,或许说的是,不能受特定模式控制,在变化中变化,或者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样的讨论确已超出了言必谈学问的范围

言必谈学问(一)

言必谈学问

 

(一)

 

张五常写了篇《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劝诫学子,为学是获得乐趣的目的,而非衣锦还乡的手段。近半年来,我颇有走入学问天地的气象,生机也慢慢恢复,不再整日去做患得患失,老调重弹的事情。

 

谈谈学问,或许比谈个人感受更充实、有趣的多。另外,你今日的感受必然是前人今人无数人感受过或正在感受的,把玩感受,与其说是对自我的肯定,不如说是嚼别人嚼的馍——对我越发的没有吸引力。何况,以现在的功力,要从负面的感受中获得正面的启示,要么是刻意为之,要么根本不可能。于是,我决心言必谈学问。

 

“学问来不得半点谦虚和骄傲”(引自初中班主任的谆谆教诲)。这句话虽然意思含糊,但掷地有声,很有气势,每当有人责怪我夸夸其谈、口无遮拦、胡说八道时,它总能派上用场。我对这句多年来为我保驾护航的至理名言的理解是,“为而不用”,会而不言,便是谦虚,同时也是骄傲。知之为知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将是 “言必谈学问”的基本准则。

 

为了在娱乐之外,或可产生其他功用,几点说明是必要的。第一,所谈的是用世的学问,基本上采用客观的标准,所以主观的评价没有意义,但欢迎客观的批评。第二,因学问的水平有限,每篇都确定一个主线,或许有些困难,但作者尽力为之。第三,说谈的都是当下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似乎无须说明,但最近的经历却要求我必须做出确认。老板拿到我写的论文后,问道:“你所提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吗?”或者是我看了一篇文章向他汇报时,他问:“这篇文章你看懂了吗?”这类问题和“你吃了吗?”别无二致,如果没有吃饭就回家去吃,没有搞懂就继续搞,不会跑去请他过目,而一脸严肃的老板却要求给出认真的答复。对此,我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接触多了便能理解了。毕竟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

 

人之为学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同时,为学也不可因思废学,更不可学而忘思,用gg66的话就是,思学结合千般好,学思分离万事休。学以致用,思学相宜,这便是文章之所指向。

 

January 04

娱乐一下

娱乐一下
 
研究生1月分会发两个月的工资,即2月的工资连同1月的一起发了。
 
于是,我出了一个上联:
 
1月发2月工资
 
2月既指第2个月,也指两2个月。
 
还没找到同样无聊的人来对下联,我便有了答案:
 
4年修5年课程
 
专指03年提前毕业一事。还算马马虎虎,自己娱乐了一番。
December 11

放弃骄傲

放弃骄傲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

 

    读这段话,总会想像出一副超然物外的神思,睥睨一切的神态和大义凛然的神情。区区二十个字,饱含着飘逸、刚强和英武之气,让人心向往之。

 

    一个念头被多次强调,会让人变得固执,尤其是对我这种先天自我协调能力不强的人,更为之甚。这类慷慨激昂的陈词听得多了,再加些楚狂燕侠的英雄往事加以佐证,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固执地学会骄傲起来。但是,骄傲绝非常人所能承受,虽无需本钱,却有事后的代价,大到需要考虑骄傲的可行性。也可能是,我所实践的骄傲层次太低,与大丈夫的情怀相去甚远,虽不止于洋洋得意、忘乎所以,亦不能出乎其类。

 

    原本以为骄傲是一个必要前提,失去了它一切都无从谈起。而现实是,骄傲地看待世界,一切都无从做起。在维持骄傲的前提下,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仍不能打开局面,却是伴着渐冷的天气,形势江河日下,岌岌可危。把骄傲作为条件,虽然可得些心理安慰,但问题就变成了“似乎有解却解不出”的情况。

 

    一些红线,原以为是不能碰的,所谓原则问题高于一切。这种观点纵有岿然独立,砥柱中流的雄伟壮观气象,但对挽回颓势毫无益处。即使是精神层面,单单空守着一个骄傲,其他乐趣也无法找寻。要好好生活,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条条框框,哪些是目的,哪些是手段,应该明晰起来。主次倒装便呈现出马克思所言的异化。现在要作出的选择是,骄傲地放弃骄傲。这样做,虽有掩耳盗铃之嫌,但是对固执的人,只能这样开解。着实可笑。

 

 

December 01

无题

今天偶遇一数学系的研究生,还没来得及寒暄,他便说起了他的困境。

“我的研究遇到了困难,在论文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科大学生的不拘礼数是司空见惯的,见怪不怪,我就顺便问了一下。

“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解,但我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却不能解决。真是郁闷之极。”

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后仍然认为“似乎有解”,这无疑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我不知所有的方法指的是什么。

“这是挺郁闷的。那就把这个问题绕过去,或者是把它作为假设给出?”我用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敷衍道。

“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论文充其量只能发个国内杂志。问题是它似乎有解,而我却解不出,如果放松条件和假设,整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唔。。。。。。我已经不搞数学了,即使搞,也未必帮得上忙。呵呵,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结束了和一位科学爱好者的谈话。回到寝室,转念一想,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确会头疼得厉害。似乎有解却解不出,完全没有“无解”来的痛快,错了可以从头再来,而不知对错时,在放弃和坚持之间的两难选择,无疑会增加另一方面的负担。或许说,最坏判断也比没有判断要好,然而,做出随意的判断就如放松了问题的条件或绕过问题,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

我本想对他说,或许是选错了题目,可以再换一个,但这么残忍的话始终无法说出口。回想起一句有名的话:人生有许多叉路口,走错了可能会影响你一段时间,也可能影响你一生。知道走错了倒也好办,但用尽“所有的方法”仍然走不通,但似乎还走得通的时候,就如走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等自己长得再高一点,可能会看到出口,也可能发现这本来就是个死胡同。